有人说，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是轻浮的。我对这种说法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作为一九七八年出生的人，其一生应该都是幸福的：优越的物质生活，E时代的方便快捷，宽敞的个体自由……无不昭示着这个时代渐渐远离苦难。我是个极没有内涵的人，所以我对那些将诗歌置于股掌百般凌辱以泄欲或者打发无聊的人极不冷静（这是一个一边享受幸福一边遭遇苦难的轻浮的人的病症之一——狂躁粗暴），而后在徒劳的悲哀中，我决心为之献出幸福，果敢得让人难以置信。

    但注定是要流血的，就如同与一个不再年青的妓女产生恋情一样。在远离家乡的几年中，我的躯体的强健和令人刮目的荣光及爱情统统被丢弃在一次生死的经历上了。我为结识众多不甘幸福的诗人而深感愉悦，那时侯我们简单但激情四溢。对我个人来说，信仰产生于激情背后。

    苦难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我已清晰地看到潜藏在我体内的那粒种子怎样生根抽芽，怎样疯长成两条互相纠缠而又截然相迥的藤。于是我变得理性而执拗，尽管现实生活贫困潦倒，甚至一度靠亲友救济，我还是没有改变初衷，仍然放纵和沉溺。此时我的诗歌中充满锐利的欲望和背叛。那些习惯于一边微笑着抚摩你的头顶或者拍你肩头，一边口气凶狠地说着“年青人，老实点，要走正道”之类忠言良告的人在对我失望以后，高举板子。这种自诩为太阳尼采式的人很多，他们幻想着自己能照亮诗歌，照亮一切原本隐晦或者混沌的词语，或者希翼站在诗歌的头顶，用自己的话语描述她，再或者用毁灭为自己的出现制造籍口。我的孤独和幻灭感是他们给予的，所以，提及他们，我不再咒骂，更不愿浪费笔墨。

    在昆山的两个多月里，震川中路的那片草坡是乐土：我以自由的姿势躺着，晒夏天或者秋天的太阳，不远的地方两个统一厂的女工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小声说笑——她们是青春的快乐的纯洁的。于是我就想到爱情，想到她们厂里一位叫做海勇的诗人，想到柴王弄的糊涂楼和周庄。那时，夏季风正扑面而来，不疾不缓，令我忘却故乡和季节。

    我的另一个故乡存在于网络中，它曾恰如其分地将一根藤诱拐其中，这也许是我至今还在写诗却终未成为疯子的缘由吧！它不仅成全了我的自由和满足感，也让我清楚地看到：最神圣的总和最低贱的相似。由于自由的失重，诗歌写手们不断从一个陷阱落进另一个陷阱，当然这未必不是一件令人庆幸的事，现在的诗歌是个性的、个人的。许多人标榜着“先锋”，许多人固守着“纯洁”，还有许多人在小圈子里持之以恒或者高喊口号。他们将黄金般的时光舍予了网络和诗歌，他们都是值得让人尊敬的，至少值得让人佩服。但我不是。

    我从“下半身”和“口水”的泥淖中爬出来，一边用最恶毒的脏话叫骂，一边煞笔般将近180首的诗稿全部拖进回收站，并毫不犹豫地清空。这些诗稿的毁灭，并不能造成我的诗歌生活的一段真空。尽管它杂草丛生，垃圾遍地。

    在经历了2002年的许多城市以后，现在我回到宿州，一段时间之内，我哪儿也不准备去：一是怕死，二是想老老实实写几首好诗，整理一下几个潦草的小说。所以说，人要活着，饭要吃，网也要上（我对诗人刘春所说的网络不可能成就诗人表示坚决反对）。我深信：一只脚伸出黎明，整个身子都会被照亮。

    于是我的生活终究与诗歌有关，这也仅仅是个开始。
    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