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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无间道》您看过吗？那只是编造出来的故事，这期《男友》给大家呈现一个真实的平民“无间道”生涯……
为救弟弟 堕入黑道何所惧
我叫王生志，出生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锦坪镇。很小的时候，父亲不幸病逝，母亲一个人拉扯着我们兄妹5个艰难度日。幼年我们常常被村里的孩子欺负，童年的岁月在我幼稚的心里投下了阴影，也造就了我嫉恶如仇的性格，我发誓长大后定不让家里的亲人受欺负。一个偶然的日子，我有幸遇到武术名家张和凤，他将我介绍给隐居在云港一座小山上的罗汉门掌门人——郑子成学习武术。
1990年，我的五年学徒期满，回到连云港，几经周折进入镇政府工作，算是苦尽甘来。我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理想，我要好好工作来回报党和政府对我一家人的帮助。
1993年春节前夕的一天，弟弟王晓明带着一帮朋友到家里来赌博喝酒。席间，来自沭阳的穆道林神秘对弟弟说：“最近，东海出现了一批漏网的‘大新安’(假钞)，我们去倒腾倒腾，说不定还能捞几个呢……”我吓了一跳，这不是在犯罪吗？电视上刚刚放过打击假钞的新闻。当天晚上，我将弟弟的这帮狐朋狗友送走以后，拉着弟弟的手说：“我们不能对不起母亲和政府。要不是政府关照我们，说不定我们早就饿死了！”
弟弟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叫我少管闲事。他说这帮人都是有背景的，等他搞到了钱一定会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的。我苦口婆心地劝了弟弟一夜，最后弟弟气愤地说：“我的事用不着你管，否则你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我害怕弟弟一步一步滑向深渊。为了救弟弟，我决定深入虎穴，将此事弄个水落石出。
几经打听，我得知此事的关键人物是山东平岜县魏庄乡涝荒村一个叫李金坤的人。
1993年10月，稍做准备的我孤身一人来到山东，按地址在平岜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找到李金坤。可老奸巨滑的李金坤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不信任地对我说：“我现在手头没货，你先回去，我想办法给你联系联系再说。”
我仍然不死心，又单独去了几次山东，但每次都被李金坤打发回来了。我感到，李金坤只是个小喽罗，他的后面一定还有更大的秘密。我把自己掌握的这些情况写信报告给了公安机关。我想万一自己身遭不测，这伙人也休想逃掉。
1994年的春天，我第7次来到山东，李金坤见我如此锲而不舍，对我态度有了转变，终于把我带到白彦乡一个叫张如成的家里，在张家后院的一间密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套制作假钞的印版和模具。
张如成拿了两张50元和100元的假钞对我说：“要干可以，但你必须先交一万元的入伙费，我们可以教你印钱的技术和出租造钱模具，你想要多少搞多少。”我说：“我没有那么多钱。”李金坤拿出一包白粉说：“没钱不要紧，你将这包东西想办法给卖掉，少说也能弄个万儿八千的……”我暗吃一惊：没想到，这伙人不仅造假钞还贩毒。我一定要把这个毒瘤铲锄，为社会除害。
第二天，李金坤给我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要我在北京西站等人，并把接头暗号告诉我。我怀揣着两包毒品和两叠假钞，以及身上仅有的48元钱，径直来到北京公安局。五局八处的赵晶明处长接见了我：“看到你来了我就放心了，你的信我们已经看过了，你拿到了第一手证据，贡献不小，真是太谢谢你了，但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你还要完成他们给你的任务，以便我们揪出幕后主使。
就这样，我作为内应，协助山东警方一举端掉了以张如成为首他们的犯罪团伙，破获了震惊全国的假钞案和贩毒案。
在众目睽睽下，作为“帮凶”的我和弟弟都戴上手铐被押上了囚车，只不过我在举行的庆功会上是座上宾，而弟弟却因参与黑社会组织打架斗殴而被判两年徒刑。我心里却为弟弟高兴，好在解救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此后，我根据在黑道内部知道的线索又协助公安机关破获了几起大案。
1995年3月25日，连云港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以钱轮为首的几名黑社会分子在光天华日下劫持一名女子意图强奸，但该女子处于经期，几名丧尽天良的歹徒将该女子绑架在一家小旅馆里，准备经期过后进行轮奸。形势十万火急，当地的公安人员对于这伙惯犯来说都十分面熟，为了能接近这伙人将女子救出来，公安人员又想到了我。
在公安人员的安排下，我化装成一地痞住进了罪犯藏人的小旅馆里，经过一天一夜的周旋，我终于有机会接近被绑架者，在我的配合下警方一举抓获了6名犯罪嫌疑人。
由于我探案都是在暗中进行的，因此惹来了不少人的恶语非议，有人说我不三不四，是“黑社会分子”，常常进“局子”。在知情人眼里我是英雄，在亲人和不知情者的眼里我是一个地痞流氓。由于我的“民愤”极大，因此在镇政府的工作也没法干下去了。
后院起火众叛亲离泪满襟
我协助警方破获的案子越来越多，社会和亲人对我的误解也越来越大。刚开始，我和妻子陈燕的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妻子知道我混入黑道是为了挖出更深的内幕时，除了担心我的安危，更多的还是支持。但随着我介入的案子越来越多，赔进去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越来越多，以至于最后镇政府的工作也丢掉了，她就开始不能理解我的行为了。
我们最初的裂缝是在一次打黑中产生的。沭阳有个叫杨军的黑道“朋友”挺欣赏我，因为我“七进七出”局子，而且每次都平安无事。他总想着能和我共同发财，我也从杨军诡秘行为中看出来他背后肯定有背景。没过多久，这个猜测就被证实了。
1996年的一天，我到杨军家“玩”，杨军的几个同乡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回来，杨军对我介绍说：王老大，这几个都是我们自家哥们儿，他们也是干买卖这一行的，只是他们干的是‘掰轮子’(偷自行车)。为了摸清这个团伙的具体情况，不几天我便和他们打得火热。
有一天，杨军对我说：“兄弟最近又弄到一批‘转轮子’(摩托车)，老大你能不能帮着挑出去(即卖掉)？”我说：“你们先干，我一时间也不好卖，你先把车骑到我那儿藏起来。”就这样，我就把他们偷来的赃车藏在村里的一所旧空房子里。
这伙人吃喝玩乐，花销太大，但车老是卖不出去，他们一时没了钱。杨军便对我说：老大，你能不能想办法弄点票子，算兄弟借你的，等车子出手后，兄弟加倍还给你。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我拍拍胸脯说：“自家兄弟还提什么还不还的话？”第二天我跑到叔叔家，借了500元钱，请杨军一伙人吃喝玩乐。张小疤见我出手大方、义气豪爽，很是高兴，每次吃完饭，便拍着我的肩膀说：“王老大，你他妈的真够哥们儿！”
后来，他们每天都催卖车的事，这让我犯了难，不卖，怕引起他们的怀疑，卖吧，不就成了他们的帮凶吗？这时，我急忙把这件事向市刑警大队教导员王一兵作了汇报，王一兵说：你先稳住他们，保存好证据。
这可怎么办？想了半天，我咬了咬牙，决定来个偷梁换柱，便对妻子陈燕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那伙人要催我帮他们卖赃车，可那些车都是要做罪证的，如果卖了就失去了有力证据，更严重的是卖了那些车，我就和他们蛇鼠一窝了，不如把你陪嫁的那辆摩托车借给我卖吧……”妻子陈燕听了这个馊主义哭笑不得：“这可是我的心爱之物啊，再说卖了我骑啥？”我连哄带劝说：“以后给你买一辆一模一样的新车。”陈燕无奈，只好答应。第二天，我将卖的1500元钱交给了张小疤等人。
1996年3月26日，通过掌握的全部罪证，公安部门将这个横行多年的盗窃团伙连根拔起。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并没有给妻子卖新车，因为我没钱买新车。转眼到了春耕时节，上次借叔叔的500元也该还了，这可是他买化肥和种子的钱。万般无奈下，我把心一横，没来得及和回娘家的妻子商量，就将用于耕作的一辆手扶拖拉机卖了。
第二天，陈燕回来一看拖拉机没了，我告诉她：“我欠叔叔的钱，只好卖掉还债了！”
拖拉机对农家来说太重要了，是家里一件很大的家产，也是家里惟一值钱的东西了。陈燕气不打一处来：“你，你到底图个啥？摩托车卖了不说，现在又卖了拖拉机，以后地怎么种，日子怎么过？”陈燕越想越气，跑进屋里拿起一瓶敌敌畏就往嘴里灌。我一把夺下，陈燕坐在地上大哭大闹：“人家挣钱养家，你是专门败家呀……”
我心中万分愧疚，任凭妻子责骂，我想过一段时间，她气消了，自己再多做些家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事情远没有我想像得那么简单，无论我怎么做，都无法平息陈燕心中的怨气。
从此，陈燕变了，原本温柔贤惠的她变得“刁蛮无理”，她再也不能接受我这败家子了，尤其是看见周围的邻居都靠做生意发了家，而自己却越过越穷，她心里更是不平衡。两人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矛盾迅速升级，我们之间出现了一条无法修补的裂痕。
我开始彷徨，不知道何去何从。就在这时，我收到一个传呼，是一个叫陈秀生的打来的。陈秀生说：“我逮住了一批姜把(女人)，听说王老大在连市是个能手，你能不能帮着给销了，你放心我们决不会亏待你的。”
“哼，拐买妇女，碰上我绝对是你的不幸。”我咬着牙心里骂道，但我不熟悉对方的底细，需要进一步打探，决不能让他们得逞和逃脱。
我和这帮人约好了，在东海人民医院门口见面挑货，但是我手里只剩下30多元钱，怎么和他们接头。于是，我一咬牙跑到信用社贷了3000元当买金，当我见到这17名刚刚成人的女孩时，便对陈秀生说：“这里的人我都认识，你先把人交给我，我一个人去交易。”并给了他3000元的保证金，就这样我将17名女孩带到了石榴镇派出所。
11月27日，我偷偷拿走这伙人中的三把手枪，并抓住了其中的主犯，在警方的团团包围下，10多个人贩子没有一个逃脱。
为了解救这17名女孩，我自己又背上了3000元的债务。回到家里，我不得不将此事向陈燕“汇报”，于是两人又爆发了一场家庭大战，她不理解我“到底图个啥”。她说：“你为啥对别的女人那么关心，而惟独对自己老婆的死活不管不问？”
每次破案，我都要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起抓进公安局，时间一长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遇到邻居家丢了什么东西，也会到我的房前屋后瞄瞄，并指桑骂槐地骂一通。孩子在学校里也不敢对人说自己的爸爸是王生志。
临近春节的一天，我的弟弟出狱了。他带着一帮人将我家砸得稀巴烂，怪我当初把他送进了公安局。妻子一气之下将我赶出家门……
我成了一个众叛亲离的人，以后的日子，妻子不让我进门，母亲姐姐和我断绝了关系，弟弟更是把我当作仇人。
2000年6月，我和陈燕的婚姻走到了尽头。我独自一人流落在南京的街头，在我怀里，惟一的宝贝就是女儿写给我的那封信，我时不时拿出来看看，每次都会泪流满面，我从心底对不起她们啊。
没人理解打黑路上不言悔
没有了家庭和工作，也失去了固定的生活来源，我的生活越来越紧迫。没办法，我只好在连云港的海港码头租了一间每月80元的小平房当搬运工来慢慢还债，支付女儿的抚养费，但就是这80元房钱，我还经常拿不出来，被房东赶出来好几次。最苦的时候，我只能吃发了霉的大米，到菜市场捡菜贩子扔下的菜叶。
不过，物质生活的困难丝毫没有动摇我打黑的决心。有一次，我在南京郊外的一个饭店门口听见有人在饭店里用黑话大声嚷嚷，意思是要纠集黑帮火拼。为稳住他们，我走进去说：这位哥们儿，我也是道儿上混的，并练过几年功夫，这几年其他的哥们不是去见阎王就是蹲在局子里，我没得混啊，只要大哥肯收留我，赏口饭吃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位鼠目獐脑的黑道老大看我有1米80的个子，并要我耍了一套拳后立即同意了。火并的那一天，我提前打电话报警，警方将这伙100多人为争抢挖沙场火并的人一网打尽。我也被抓了，经过两地警方核实，才将我放出来。
从警局回来，我身上只有2元4毛钱，只好逃票从南京回到了连云港，两天没吃饭。后来我准备吃一碗拉面，刚坐下便看见一个人神情十分紧张，凭这么多年在黑道上混的经验，我认定这人不同寻常，于是我急忙跑到电话亭打110，可是不知为何，怎么也打不通，我只好给公安局的刘洋局长打手机，花掉了1元8毛钱，10分钟后警察抓到此人，原来这是一名越狱在逃的杀人犯。
然而，当我再到面摊付账时手里只剩下8毛钱，连面钱都付不起了，老板娘破口大骂，我只好忍着，我多想吃下刚才那个越狱犯剩下的面条啊，但老板立即将剩下的半碗面倒进了猪食桶。
当我回到租住屋时，屋子已被户主租给了别人，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抵了房租，只有几件破烂的衣服和自己腌制的半坛酸菜被扔在走廊里……码头搬运大队也知道我在黑道混过，任凭我怎么求情也不要我了。找工作四处碰壁，连云港已经没有我立锥之地了，到现在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连云港的冬天出奇的冷，2001年的11月，天渐渐黑了，我抱着半坛子腌酸菜，连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我好想回到那个曾经给我温馨的家，看看我的儿女，但我没脸回去，我还欠着儿女数月的抚养费，只好露宿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天快黑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连云港的老作家江尧禹先生。江先生听了我的介绍，立即将我带到了他家，并给了我300元钱，叫我出去找工作。随即老作家提笔将我的事迹写信给上海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希望媒体给予披露后能引起世人的关注，并表示自己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我。老作家还说只要是打黑除恶需要，他愿意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林散之墨宝拍卖掉资助我。
我带着老作家给的300元钱来到武汉，在一家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公司知道我的情况后，老总立即给了我双份工资说：“你干得再好，我也不敢留你……”
就这样，我先后到长沙、北京、南京等地找工作，但每到一处，只要有人听说我是进过局子的“惯犯”，任凭我干得再好也是毫不客气地将我辞退，他们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脚”。但在黑道这么多年，我连抽烟喝酒都没学会。
我的人生之路还长，就算付出再多，我也不会后悔自己多年来的打黑经历，而且今后，我还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将打黑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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